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鹿邑党组织的建立和革命斗争
发布时间:2014/9/10 点击:1242

 

邵子奇

鹿邑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

1928年,中共地下党员孙实由夏邑调鹿邑县任县长。他单人上任,一改历来常规,不带亲信好友,不换衙役书吏,穿着朴素,不贪污受贿,不拉拔土豪劣绅,两袖清风,平易近人,进出衙门不带随从。夏天戴破草帽,冬天身穿兰便袄。经常与群众在一起,很多人不知道他是县长。群众有冤就地问官司,人民有纠纷随时作处理。为此他得罪了一些衙役书吏,使他们无法坑害黎民百姓而多出怨言,广大人民群众则都说鹿邑来了一位为民做主的清官。

当年经孙实介绍安排一个教员到第一完小教书,这个教员就是李梅村同志。李梅村原名郑鼎,号卫华,安徽省霍丘人,任中共豫东特委书记,负责领导鹿邑、夏邑、商丘、沈丘、太和一带党的地下工作。翌年,地下党员吴静茹来鹿,在鹿邑女子小学教书,并和李梅村结婚。

1928年夏,江梦霞(又名江松樵)来鹿。他曾任中共开封市委书记。以前在开封留美预备学校时,与鹿邑教育局局长王云甫是同学,因形势恶劣被迫离开开封转移到鹿邑,在教育局王云甫处闲住,同时谋求工作,并与李梅村取得联系。后来由王云甫出头,集股在新华二街路南姓唐的三间破楼内开办了一个“民智书社”,经营各种教科书和进步书籍、杂志及文具等。江松樵在书社有了职业,并以此为掩护进行党的秘密活动。由于他文化高见识广,加之他的进步活动,教育界的顽固分子对他非常忌恨,背后称他为“红头”(即共产党)。

1929年春,教育局聘他为第一完小校长,遭到以张示范为首的顽固分子的拒绝没有到任,教育局无奈才将江调动女子小学教书,并兼任“民智书社”经理。这时女子小学已有地下党员三人(吴静茹、吴自修、江松樵),成立了鹿邑第一个党支部,李梅村任支部书记,江松樵任组织委员。

不久,绅士王子久(系前清秀才)仰慕江松樵的学问,将江聘为家庭教师,专教子女二人。由于教学任务不大,使江有了更多的从事党的活动时间。

在此期间,因我担任鹿邑城内邮差任务,每天给各机关送邮件书信,所以接近了李梅村、江松樵同志,逐渐成为厚友。因我的工作性质有利于党的宣传工作,具有掩护作用,当时我才20多岁,接受党的教育机会较多,接受新事物也较快,不久经李梅村介绍批准入党,担任党内保密工作,也是李、江二人的秘密联络员(当时系单线联系)。当时已发展党员有刘协进、刘丕哉、吴自修(女)、孟广贞(女)、刘德贞等人。并向农村开展工作,积极建立党的组织,成立了鹿邑县委。县委书记是郭和五同志,他以担挑卖油为公开职业,在城关一带从事党的活动。此间农村党的组织也迅速扩大,相继建有8个党支部。陈庄支部党员有陈东先,太清支部党员有夏自明。当时由于保密,都是单线联系,工作互不发生关系,所以全面情况和具体人员不清楚。其中陈庄支部陈东先是红枪会(群众自卫组织)会首张朝聘的大徒弟。

党的活动情况

李梅村来鹿以后,利用教师身份,以学校为阵地,在青年中积极培养和发展党员,宣传新文化,传播共产主义思想,很受鹿邑青年的拥护,在学校中很有威望。同时他注意上层统战工作,他和当时教育局长王云甫关系很好,积极建议改进教学方法,提高教学质量,并以个人品德端正、廉洁奉公、谦恭逊让的优良作风,取得了教育界人士的尊敬,为开展党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1928年夏,江松樵来鹿邑后,利用教育局长王云甫组织的“民智书社”(股东有王学久、王鹤亭等,教育局也拿一部分股金),积极宣传新文化,出售党的书籍和进步报纸。如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,封面是《三民主义》,鲁迅的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,高宇涵的《白话书信》等,还有当时左派报纸《大公报》,从潢川、息县两县交界处两大店等地邮来的很多党的油印宣传品,对传播共产主义思想,发展组织起了很大作用。江松樵还在东大街路南姓梅的住宅开设一个茶馆,广泛接触小商小贩,组织了“扁担会”,鼓动他们抗捐抗税。

1929年,女子小学建立了党支部以后,大力宣传妇女求解放的道理,教育她们解除妇女疾苦,必须首先解放自己。以教员吴静茹、吴自修和学生王肖芸、工友段大姐、简大姐5人为主组成放足委员会,推选当地绅士王俊领(王肖芝的父亲)为主任,宣传妇女放足是求解放的第一个前提,否则不可能参加社会各种活动。为了打破封建礼教,首先普遍宣传教育,达到家喻户晓,然后由放足委员会派人挨门挨户检查。如发现谁家的妇女仍然裹脚,由女同志同其家属将裹布解掉,在放足委员会院内(轩祠堂)展出,组织群众参观,再次宣传放足的好处,从那时起在鹿邑打破了数千年裹脚的封建传统。

党领导的鹿邑人民斗争

1927年以后,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,豫东驻有商丘民团第三军,军长韩多峰。当时的鹿邑县政府是地主,官僚,土豪劣绅三位一体的反动阶级的统治工具。他们为了搜刮民财中饱私囊,不顾人民死活扩大摊派,苛捐杂税层出不穷。1927年,积累预征地丁银两(农民完粮),到1932年,一年就征五年的粮银,兵差捐也跟着粮银预征摊派,人民群众苦不堪言,弱者沦为乞丐,强者沦为盗匪,绑架抢夺,明火执仗,土匪如毛,昼夜抢劫,途有饿殍,野有尸骨,人民怨声载道。真是官逼民反,群情激愤,一触即发。在这种无法生存的情况下,大部分农民设法自卫,许多村庄自动成立武装组织——红枪会。红枪会虽是自卫武装组织,但多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。参加红枪会的多是青壮年,每人自备红缨枪一杆,烧香练功,有师父传给口诀,说可以在自卫时刀枪不伤身,还可求祖师爷保护下药治病等。这种武装组织,会众遍及河南、安徽数十县的城乡。鹿邑县著名的张疯子(张朝聘),人称祖师爷,是鹿邑文昌阁街人。他在城东北黄桥村庙内设坛聚众,传播红枪会自卫道理,很受会众拥护,享有崇高威望。党的地下工作者李梅村,通过张疯子的大徒弟陈东先(发展的党员)结识了张疯子,进入黄桥红枪会总部,以峨嵋山道长身份,开展宣传鼓动工作。他教育会众认清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对人民群众的压榨,讲明群众为什么吃苦受罪,以及如何团结战斗脱苦境,联合起来自卫的革命道理,深受苦难会众的欢迎。广大群众一接受革命道理,如同火上加油,纷纷起来抗粮抗捐,打土豪反官府。1928年农历二月初二,为了发动群众扩大影响,地下党利用群众自卫武装组织——红枪会,以张疯子为首,组织发动了鹿邑历史上闻名豫皖两省、声势浩大的农民大暴动。数万红枪会众,手使大刀长矛、土炮铁叉,团团围困县城,历时三天之久。暴动群众要求反动政府减免摊派的捐款和丁银,交出城内的四大劣绅(瞎鸡、瘸马、大肚子鳖和张铁驴),由农民来惩办这些坏蛋。反动的县政府一方面拖延时间,一方面向商丘救援。商丘豫东民团第三军军长韩多峰,亲自带领部队来鹿镇压。从北关到涡河付桥沿途都有红枪会众阻拦,韩多峰乘坐的汽车被扎坏多处,狡猾的韩多峰换便衣下车潜逃,绕道进入县城。所带部队骑步兵约有两团兵力,当日到达城内,城外暴动农民仍然围城。翌日,韩多峰带队突出城去,先用骑兵冲散群众,缺乏训练的农民会众遂被冲溃,韩又率步兵见村就放火烧房,从城东北陈油坊(即会首陈东先的村,也是地下党支部所在地)、黄桥、丁亮、康庄至城南郑桥、王寨、刘大庄、张斌营一带烈火腾腾,浓烟滚滚,匪兵乘机抢劫奸淫,无所不为。农民四散奔逃,数十里变成“无人区”,农民暴动遂告失败。事后,张老坟(暴动领袖张疯子的老坟)明朝年间的数百棵合抱的大柏树均被反动政府、军阀砍伐干净。此次暴动虽然失败,但却在鹿邑播下了火种。

当时国民党苛捐杂税名目繁多,处处设卡,税警队、监警队遍布城关四乡,到处明目张胆地敲诈勒索,人民难以活命。地下党员江松樵利用小商小贩组织起来了“扁担会”,发动抗捐抗税。1929年夏季的一天,税卡人员因征税与小商贩发生冲突,引起格斗。“扁担会”的会员在江松樵的鼓动下群起动手,随即冲入税卡局院内(税卡局在老衙门东边路南姓田的宅子里)。当时正逢集,赶集的群众闻讯赶赴现场,有助打的,有看热闹的,有呐喊助威的,一时人山人海,怒吼震天,税卡人员四散越墙狼狈逃窜。愤怒的群众,砸烂门窗,毁坏家什,群情振奋,欢心而散,群众出了一口气。从此,税卡人员的不法行为大有收敛。

党组织的破坏和我脱党

在群众斗争如火如荼,形势越来越好的情况下,不幸的事发生了。1931年春,一天因下大雨,邮件途中被雨淋湿,我将邮件送交县衙收发室,坐下休息,与收发员张公如喝茶闲谈。张将淋湿的邮件摊放在案子上晾干,因我平时从这方面得到过不少消息,所以比较注意窥视,忽然发现有一公文上面写着:“查共产党员江梦霞(即江松樵)潜逃鹿邑大肆活动着即逮捕解省……”等语。我马上赶到王子久家通知老江转移。当时我把江松樵送到城西胡半截楼姓刘的家中隐蔽。第二天,我给江送去15块现洋,一只怀表,江松樵同志转移息县去了。

当天夜里我将“民智书社”楼上所藏党内宣传文件和进步书籍全部转移到我家。第二天县民团大队长麦国才带人到处搜捕江松樵同志,又查抄了“民智书社”,结果一无所获。而教育局长王云甫也非常担惊受怕,但未受害。这时已满城风雨,到处传言“鹿邑出了共产党”,李梅村同志的安全也受到威胁。我与李梅村密商后,他向学校请假安全离鹿到槐店暂住。从此鹿邑党的活动处于停顿状态。数月后吴静茹也离鹿到开封。江、李二人走后外地给他寄来的邮件和宣传品,都由我批条转回原处,以免发生意外。

由于我掩护江、李离开鹿邑,教育界很多人对我产生怀疑,“红头”嫌疑就落到我的头上,好在江松樵的问题是在省里发现的,鹿邑没有掌握住我的活动证据。在这几年地下活动的党员还有几位同志,如师范讲习所长马子贞(淮阳人)等人。

19326月,女子小学教员吴自修(又名吴德宝)突然被捕,在鹿邑县狱中扣押多日,后来怕在鹿邑激出事端,将吴砸镣解往开封,途经柘城西数十里处,因天气炎热,不幸以身殉国(死后验明正身埋在鹿邑西关外)。1956年李梅村同志自合肥专程来鹿邑看望老同志时,写出证明,给吴自修家庭烈属优待。

1932821日,我突然被捕,砸镣入狱,4天后解往开封。解差孙广太(官差)派用小车(小土牛车)一辆,县府传达长陶金铸随同护解,当天到达柘城。第二天,柘城县府另派差人押往睢县。行约60里处,天气突变,沛然下雨,土车不能行走,晚上就在路旁的饭棚内住宿。在鹿邑起解时,我父亲(邵贤曾)看我案情严重,怕有性命之忧,曾带路费随解差护送,准备到开封托人关照,亦作收尸准备,因雨被阻与我们同居饭棚。当晚,我父亲买了酒菜,同解差吃喝,差人喝醉熟睡,我父趁机背着我向西北方逃走,约走5里之遥,天黑迷路,在一茅庵附近隐蔽。我父到庵内说服看瓜老乡,请他回家拿来斧子,砸掉我的脚镣。我父子谢过老乡,并赠大洋5块后急忙逃走。天亮前,我俩赶到宁陵县境柳河车站,我随即乘火车到徐州找到同乡刘文锦住下(刘在车站电报房工作)。一个月后,又去济南二马路震元隆布店找地下党联络人王慕天。到济南后,据该布店人说,此人已于数月前去临沂81师军械处。我从济南返回徐州,与刘子绵借路费步行到临沂,81师军械处人说没有此人,此时真是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了。找不着地下党又无路费,无奈经部队中河南老乡引荐,在该师炮兵营二连当了三等兵。从此我即脱离了党的组织,脱离了家庭。

事后听父亲说,在我被捕的同时,反动政府对我的家庭进行了数次查抄,药铺也封了门(我家开药铺)。因为江、李走后我已有准备,并且吴自修被捕又比我早两个月,所以在我家所藏党的书籍、文件都早已转移到我邻居家中一个棺材里面。因此,除了几份大公报以外,他们没有查出任何东西。

抗日战争期间,1940年,我回到鹿邑,在太清宫组织爱国青年周学言、王一夫、夏清初、罗笑尘等人,秘密建立抗日锄奸团,后发展到30多人。194185日晚,我率锄奸团的同志配合抗日游击队,突然袭击太清日伪警察分所,打死所长于某1人,获长枪8支、电话机1部,给地方日伪汉奸以沉重打击。

 

1981.6.4

 
 

〖文章来源:中共周口党史网〗〖责任编辑:孔志鹏〗 打印本页 || 关闭窗口